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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没能成功领着我一起去死。

据说后来情绪失控的从绪被一众来探病朋友和护工强行带走了，被诊断为抑郁症复发，去了别的地方接受治疗。那之后所有人都一致觉得我们的状态不适宜再见面。

很久以后，身心逐渐恢复的我也不想见她。我只会逃。

于是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。

现在的我举目无亲，母亲得之我孤伶伶一个人病着，难得大发善心过来照顾我了一阵子。我给了她一些钱。谁知她泫然欲泣的模样，说对不起我。

她说：“妈妈不是为了钱才来的，不要这么想我小黑。”

我出院之后，政府的管控已经明目张胆的超出了此前疫情的医学范畴。集权体制日益紧缩，这个国家像一个蒸汽翻滚的大锅，有些上层人们像濒死的鱼虾一般，抓住锅盖盖上的最后间隙向外跳。

盖子一旦盖上，剩下的，就是一片强制的死气沉沉。

那天我走在牌楼大街去买饭，北市的空气浑浊，买完拎着袋子过了转角就是晨昏交界。沿街小店，新开的，老牌的，关的关，锁的锁。这座城市遭受几年疫情与苛政的折磨，已经失去了生气。

于是我觉得该走了。